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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童年

            (摘自:《白先勇散文集(上下册)》,白先勇著,文汇出版社)

       我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初次到达上海的,那时候我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直到四八年的深秋离开。可是那一段童年,对我一生,都意义非凡。记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镜”面前,看到镜里反映出扭曲变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奇形怪状,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概就像“哈哈镜”折射出来的印象,夸大了许多倍。上海本来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

      “国际饭店”当时号称远东第一高楼,其实也不过二十四层,可是那时真的觉得饭店顶楼快要摩到天了,仰头一望,帽子都会掉落尘埃。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聚集在一个城里,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高楼大厦密集的地方会提升人的情绪,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永安公司里一层又一层的百货商场,琳琅满目,彩色缤纷,好像都在闪闪发亮,那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就好像永安公司的“七重天”,连天都有七重。我踏着自动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电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伸向大新游乐场的“天台十六景”。

      当年上海的电影院也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光明”的红绒地毯有两寸厚,一直蜿蜒铺到楼上,走在上面软绵绵,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上海的首轮戏院“美琪”、“国泰”、“卡尔登”专门放映好莱坞的西片,《乱世佳人》在“大光明”上演,静安寺路挤得车子都走不通,上海人的洋派头大概都是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学来的。“卡尔登”有个英文名字叫Carlton,是间装饰典雅、小巧玲珑的戏院,我在那里只看过一次电影,是“玉腿美人”蓓蒂葛兰宝主演的《甜姐儿》。“卡尔登”就是现在南京西路上的“长江剧院”,没想到几十年后,一九八八年,我自己写的舞台剧《游园惊梦》也在“长江剧院”上演了,一连演十八场,由上海“青话”胡伟民导演执导。

      那时上海滩头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小时候听的歌,有些歌词永远也不会记忆:

      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大概是受了周璇这首《龙华的桃花》影响,一直以为龙华盛产桃花,一九八七年重返上海,游龙华时,特别注意一下,也没有看见什么桃花,周璇时代的桃花早就无影无踪了。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这首周璇最有名的《夜上海》大概也相当真实的反映了战后上海的情调马。当时霞飞路上的霓虹灯的确通宵不灭,上海城开不夜。

      其实头一年我住在上海西郊,关在虹桥路上一幢德国式的小洋房里养病,很少到上海市区,第二年搬到法租界毕勋路,开始复学,在徐家汇的南洋模范小学念书,才真正看到上海,但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来,存档在记忆里。虽然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里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后来到了台湾上大学后,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写的就是上海故事,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写我小说集《台北人》的头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写的又是上海的人与事,而且还把“国际饭店”写了进去。我另外一系列题名为《纽约客》的小说,开头的一篇《谪仙记》也是写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国留学的点点滴滴,这篇小说由导演谢晋改拍成电影《最后的贵族》,开始有个镜头拍的便是上海的外滩。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拼拼凑凑,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而照片的背景总还是当年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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