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韩愈（768－824），唐朝文学家，贞元八年（七九二）进士，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合 称为“唐宋八大家”。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 （786），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 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 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 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 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宪宗被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２０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２５～３５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 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３６～４９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 子右庶子。但不得志。５０～ ５７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韩愈出身寒微，幼年丧父，家境清贫，自幼发愤读书，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７９２年）中进士。以后，他的仕宦生涯几经沉浮。唐贞元十九年（公元８０３ 年）任监察御史时，因为关中天旱民饥，他上书请宽民瑶赋，因党派之间的排挤，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后被召回，升刑部侍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 元８１９年），因反拜副骨进宪宗，触怒朝廷几乎被处死刑，后贬为潮州（今广冬潮安县）刺史。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８２１年），重回京城，这时镇州发生兵 变，他奉命前往宣抚，使局面转危为安，因功升为史部侍郎，所以后世又称其为韩史部。他死后谥为文，是为韩文公。

　　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而且也是杰出的古文家，他著有《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将新型的“古文”文体广泛地用于政 论、书启、增序、杂说乃至祭文、墓志铭等各种体裁，写出了不少优秀的抒怀文章。韩愈主张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反对内容空乏；在文学语言上主张“陈言之务 去”，即除去陈词滥调，讲求文学流畅和简洁。宋代理学家曾用“文以载道”四个字来概括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征，后人将韩愈文章形容为“雅健宏深”， 称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韩愈文章条理畅达、语言精炼遒劲有力个体兼长，自成一家。他是司马迁以后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之一。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 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 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韩愈散文的特点

　　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 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 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 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 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 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 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 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 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 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 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 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 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 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 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 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 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 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 公。” 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 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 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 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 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 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 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 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 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 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 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 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 “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 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 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 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 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 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 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 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 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 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 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 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马说》作者简介

　　　　“说”，古代一种文体，与现代杂文相似。本篇选自《昌黎先生集》中的《杂说》。《杂说》共四篇，这是第四篇，题目是后人所加。《马说》大约作于贞 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７９５～８００）。“说”是古代一种议论文体，用以陈述作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其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擢 用，“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守门人）辞焉”。尽管如此，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后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 节度使张建封幕下，郁郁不乐，所以有“伯乐不常有”之叹。 文章不足２００字，却借伯乐和千里马为喻，对在位者的不能识别人才，摧残、埋没人才，表达了强烈的愤慨。

　　　　关于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战国策》中凡数见。如《楚策四》中记载：春申君收汗明为门客，汗明向他讲了伯乐说马的故事。又据《列子·说符》记载， 伯乐曾把比自己更善识马的九方皋推荐给秦穆公。此外，《庄子》、《韩诗外传》均提及伯乐相马事。作者根据以上故事，写了此文。

　　　　韩愈青年时代就颇有抱负和才干。他２５岁中进土后，长期闲居京城，得不到官职。只得“奔走伺候公卿”，“日求于人，以度时月”（《与李翱书》）。 直到１０年后，他３５岁时，才被召回朝廷正式任职。这种坎坷遭遇正是作者写作这篇文章的思想基础。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感朝廷昏暗，体会到统治者对待 下层知识分子的不公，也深刻了解了下层知识分子遭受的怨屈和折磨。于是，作者在“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思想指导下，联系当时统治集团压抑 人才的情况和自身大材小用、屈居下位的处境，写了这篇文章。

　　　　《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７９５～８００），其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 （守门人）辞焉”。尽管如此，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后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郁郁不乐，所以有“伯 乐不常有”之叹。

　　　　跟《马说》同期的作品还有《龙说》（即《杂说一》）。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

《马说》赏析

吴小如

　　韩愈是唐代散文巨匠，同时也是对宋代作家极有影响的诗人。人们对他的“以文为诗”（把诗歌写得散文化）谈得比较多，却很少注意他那更为突出的“以诗为文” 的特点。所谓“以诗为文”，是指用具有诗的情调、韵味等特色来写散文，即是说把散文给诗化了（但这并不等于从西方引进的新文体“散文诗”）。我们说把散文 诗化，或者说把散文写得很带诗意，并不限于写自然景物、抒情小品或对人物进行典型塑造和对事态进行艺术描绘；而是也可以用诗的情调、韵味来写说理文或评论 文。韩愈的散文特点之一就在这里。

　　据说伯乐姓孙名阳，是春秋时代秦国人，会给马看相，善于识别什么是千里马。这原是《战国策·楚策》中一个名叫汗明的对春申君黄歇讲的一个故事里的人 物。这故事可能是古代传说，也可能就是汗明用艺术虚构手法创造出来的寓言。伯乐的典故曾几次被韩愈引用（见他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 序》），可见由于韩愈本人命运的坎坷，对伯乐能识别千里马的故事是很有感情的。但平心而论，还是他的这篇《马说》写得最好，读者也最爱读，因为这篇文章写 得太像一首诗了。

　　诗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诉诸形象思维，它的创作手法也常以比兴为主。当然，一首好诗总要比散文写得更加含蓄曲折，余味无穷。而从常识论，一篇说理散文， 基本上总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韩愈的《马说》肯定是一篇说理文，但它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更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 者。全篇几乎始终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只摆出活生生的事实却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这已经可以说是诗的写法了。更巧妙地是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 不可缺少的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抒情诗应有的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尽管我们读起来是一篇散文，但仔细品评，却俨然是一首发挥得淋漓尽 致的抒情诗。这种“以诗为文”的本领，始自西汉的司马迁（谁也不曾承认过司马迁是诗人），到了韩愈、柳宗元，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宋代的欧阳修、苏轼 （尤其是欧阳修）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和学习古典散文应该注意的新课题。

　　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 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过去有人就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并不否认，从唯物主义原则来看，他这 句话是错误的。但把它作为诗的语言，它却是发人深省的警句，是感慨万千的名言。因为世上有伯乐这种知识和本领的人实在太少了。于是作者紧接着在下文从正面 点明主旨，一泻无余地把千里马的无限委屈倾诉出来。正由于“伯乐不常有”，不少的千里马不仅找不到一个一般水平的牧马人，而是“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受尽 了无知小人的腌气。更令人悲愤的是这些宝马竟然成双作对地一群群死于槽枥之间，其遭遇之不幸、结局之惨痛真非笔墨所能形容。当然，结果更是死不瞑目，谁也 不把这些有价值的神骏称为千里马，它们的死也自然是毫无所谓的了。“不以千里称也”这句话，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连同情它们的人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它们的死 表示遗憾、惋惜和悔恨痛心了。从文章表面看，作者说得已相当透彻；而实际上这里面不知有多少辛酸痛楚还没有尽情吐露，看似奔放而其内涵则甚为丰富，其实倒 是含蓄不尽的（说他写得婉约，或许读者不能接受，可作者确实没有把话说尽）。这真是抒情诗的写法了。

　　作者着力刻画“食（饲）马者”与千里马之间的矛盾，两相对照，既写出千里马的抑郁不平，也写出不识真才者的愚昧专横。千里马在无人给它创造有利的客观 条件时，英雄无用武之地；或虽欲一展所长而有力无处使，甚至到了无力可使的程度。这样，它连一匹普通马也比不上，又怎么能实现它日行千里的特异功能呢？因 此它的待遇自然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马”，而它的受辱和屈死也就更不足为奇，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不仅如此像这样连“常马”都比不上的千里马，由于不能恪 尽职守，还会受到极度的责难和惩罚，往往被无辜地痛打一顿（“策之不以其道”，打得它不合理），当然在待遇上也就更加糟糕了（“食之不能尽其材”）。表面 看“食马者”不是伯乐，不懂马语；骨子里却蕴涵着怀才不遇的人面对那些愚昧专横的统治者就是申诉也无用这一层意思。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似乎还觉得不够解渴，于是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的意思，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这不仅使文章更生动深刻，也表 现出作者的感情更为愤激了。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有眼无珠，反而让他面对着这匹千里马不懂装懂，发出了仿佛悲天悯人般的慨叹：“天下无 马！”意思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自以为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既无处可寻觅，也无地 可安插：“天下哪里有真正的人才啊！”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毛病，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被作践得不成样子的 千里马，却对它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驽骀之辈。这不仅是绝妙的讽刺，而且也是极其严峻猛厉的诛心之论。文章写至 此已经水到渠成，作者这才站出来点题，用“呜呼”以下三句作结，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对矛盾（“无马”是先天的自然缺陷，“不知马”则是后天人为的 犯罪）尖锐地摆出来形成一个高潮，极尽沉郁顿挫之致。古人说蹙万里长江于尺幅之中，这种凝聚浓缩的手法正是韩愈一支笔经过千锤百炼的结果。我们固然不能不 为作者起伏回荡、感慨悲凉的情绪而倾倒，却又不能不为他简洁洗炼的笔墨所钦服。

　　　　　　（选自《古文精读举隅》，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马说》赏析

李杰明

　　这篇短文是韩愈诸多散文中颇为著名的一篇。时至今日，可以说是雅俗共赏，有口皆碑了。究其原因，也不过是两条：一是文字表达上的通达精练，因而易于理解，便于流传；再是思想内容上的典型、深刻，一针见血，所以历来要引起大批自强不息者们的强烈共鸣与掌权握印者们的援引。

　　当然，伯乐相马的故事中国古来就有，本属“陈言”之列。古传说中把“伯乐”归为二十八星宿里掌管马匹的神祇，原本反映出农业时期牲畜的重要性。到了春 秋秦穆公之时，人们便已开始把善于相马的人称为伯乐了。韩愈以旧瓶装新酒的革新精神发前人所未发，仅以区区百余言的一篇小品，便把千里马与伯乐之间的辩证 关系，把“千里马”们的不幸际遇活生生地摆到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面前。终于使连绵不断的炎黄子孙在凡遇到有关“人才问题”的时候，都不能不涉及到这篇语 势凌厉，悲愤感慨的小品及其一句千金、不容置辨的思想内涵。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年代，各家均未注明。但若从作者一生的经历看，似应列在第二时期──即应试求官的阶段中较为合适。韩愈此期三次下场，三次上书都被 冷冰冰的命运挡了回来。于是在长安坐了十年冷板凳的他就有了《感二鸟赋》及《祭田横文》等“不遇时之叹”与在《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文中流露 出来的怨气和牢骚。

　　在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尽管科举制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参政的道路，但是把持朝政的门阀贵族们仍然坚持朝廷上的重要职任必须在公卿子弟中选择， 而绝难让这些白衣秀士们厕身其间。所以，虽然韩愈一生经历了唐代的五位皇帝，但不管他何时发出这种对于埋没人才问题的呐喊，都是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都是带 有必然性的。

　　对待韩愈的散文，后人多有评价，其中褒贬俱有不一而足。但是对于这篇“马说”却是一致推崇的。首先，这是一篇一气呵成的比喻文章，全文气势充沛，纵横 开合，奇偶交错，巧比善喻。字里行时洋溢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浩然之气。作者所谓“气盛言宜”的创作理论在本篇中得到了痛快淋漓的体现。该文通篇以马喻 人，然而由于引得得体，用得贴切，便使读者从中觉不出一点离皮离骨的地方，反倒有一种人马合一，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使那些深有感触的读者们不由联想到 自己“祗辱于奴隶人之手”时的种种不幸，产生出与作者之间在心灵上的迅速沟通。而顺势读将下去，更觉心舒气顺，意气昂扬，经日积愤为之一吐，阵阵快感油然 而生，陡起凌空飞跃，万里急驰之心。一篇小品能够取得如此强烈的阅读感受，若非胸中广有丘壑的大手笔是无法达到的。

　　从结构上分析，作者利用三个自然段简单明白地表明了三层意思：一是慨叹伯乐的罕有；二是描述了未以千里称的骏马的悲惨境地；三是对于那些阻塞贤路的昏 庸之辈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全文虽不长，但其中有慨叹，有讽刺，有设问，有怒斥，具有七开八合之变与百转千流之态。开篇第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便 以其内在的深刻逻辑性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扉。其原因就在于这出语不凡的开篇并不是那样“一夜北风起”式的长诗之平起，而是一篇论文的提纲挈领之言。人们 一般的认识，是千里马并不因为伯乐的出现与否而决定其有无，而伯乐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他可以发现千里马并使之为世所用。这里，作者有意避开了这种叙述方 式，却从斜刺里猛地杀出这样一句，从而把伯乐强调到了舍之其谁的重要地位。如此，则既实现了引人入胜的行文目的，又从正面推出了作者名为论马，实则论人的 真正用意。再读至“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读者心中便豁然开朗了。原来作者是在阐明一个道理，即必须先有能够识别千里马的人，然后才能在万千的马匹 中鉴别出日行千里的良驹。否则，即便有了这种好马，还不是等于无吗？

　　韩愈的这篇《马说》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韩愈在写作技巧上所取得的极大成功。本文的逻辑性很强，一环紧扣一环，而且是一波三 折，反复论证，具有明显的雄辩家的风格。因此也就容易让人点头称是。从行文风格上看，“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并未将前人的遗产弃之不顾，而是兼收并蓄，取 其所长，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路子。在《马说》这篇短文里，他从正面立论，指出了伯乐与千里马之间的主次关系。然后展开议论，围绕着千里马一展雄 风所需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进行论述。紧接着又从饲马人的角度进一步阐发，提出了策必以其道，食必尽其食，鸣必通其意的具体方式方法。由此，就充分运用了比 喻论证的文学手法，取得了分析透辟，寓意深刻，笔锋活泼，层层深入的客观效果，形成了极为丰沛的感染力与艺术氛围。

　　中国文人自屈原起便经常使用引物取比的文学方式来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其中达到“切至”程度的名篇佳作可谓多矣。但是通篇只围绕喻体进行描述阐发而一 字不涉本体的却在少数，尤其像韩愈的这篇文章，以千里马比在野的智士仁人，以伯乐比当权的达官显贵，用千里马的命运取决于伯乐的是否出现，比喻才智之士的 前途取决于当政者的是否识别贤愚，所比之处都是十分熨帖而恰切的。因此，尽管作者不是从正面直抒胸臆，大声疾呼，但实际上却有如洪钟巨响，影响又深又远。 虽然是借彼兴此，以表心迹，但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到作者的真正用意与撰文初衷。一篇比喻文章可以达到这种毫无晦涩难懂，反觉韵味横生，主体丝毫未 露，但说理透辟通脱，针砭时弊如此辛辣，且决无显山显水之嫌的艺术水平，确是我国古典文库中一件难得的珍品。

　　　　　　　　　　　　（选自《名作欣赏》１９８９·３，有删节）

《马说》教学杂谈

【湖南省省浏阳市沿溪中学　汤功俊】 

〖重参与，培养合作意识〗 

　　在教学中，我积极倡导小组合作学习。我们班有４８名学生，上课时我常常并不是按照教师“一对几十”的面对面授课方式，而是将学生分作八个小组，每组六 人。上课时教室里出现的不是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讲授，而是六个学生聚集在一起的学习小组。我以为，在新课程的实施中，教师必须要由过去的“讲台式”、高高 在上式教学，变为“融合式”、低低向下式的教学，构建民主、平等、合作的教室“生态环境”，创设融洽和谐的学习氛围，学生自由表达和自主探究性学习才可能 成为现实。 文言文是最难教的，太难太易都不可取；而且学生们也不爱学文言文，普遍以为枯燥乏味。在《马说》的教学中，针对学生对文言文的畏难情绪，我又一次采取了小 组学习这种方式。 课上，学生按最近的座位将六张桌子对在一起，相对而坐，每组指派一个负责人（主负责组织讨论和纪律提醒）。主要任务是以小组为单位，共同讨论学习。 

　　首先，我要求学生根据课下注释利用工具书自读文章大意并将本课中包含文言文常用虚词“之、其、如、为、也”的所有句子找出来，分类整理在笔记本上。其 次，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问答。学生畅所欲言，共同讨论这几个文言虚词在不同句子的具体含义，共同讨论这篇文章的内容。这种方式使学生耳目一新，他们兴奋地 坐在了一起，针对这几个词和整篇文章的意思热烈地进行讨论。每个学习小组的学生都认真而积极，他们没有放掉老师给他们的自主学习的机会，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发表自己的看法，积极地探讨，肯定正确的，改正错误的。在这期间，我所做的，是在各个小组之间巡回、发现、答疑、解惑。然后，明确地有针对性地解答大 家共同提出的疑难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解决，达成共识。 最后，我让学生根据自己对文章的理解，进行朗读。不同的感情读出不同的语气，进而品析作者的思想感情，明白每段最后一个“也”字的妙用。让学生知道古代 “之、乎、者、也”的味道。 
　

【浙江省温州市育英国承实验学校　杨青霞】

欧海区教坛新秀左小会老师在区公开课上所讲的《马说》一课，就比较成功地佐证了我的这个课堂教学模式的构想。他在追求自然、顺“水”推“舟”、及时引导的情况下，成功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左小会老师在《马说》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尽管自始至终没有用“组”，但整节课很好地体现了“合作· 探究”的教学理念，当他在学生将要“蔓延”的“水”──学生的发言中，听到两个关键词──“悲”和“愤”（他教学的重心），又很有耐心地听完其他学生的发 言后，很自然地、紧紧抓住这两个词且很有激情地提出了三个问题：①文中哪些地方体现了韩愈的“悲”和“愤”？②为什么韩愈会产生“悲”和“愤”的情怀？③ 你是如何看待韩愈的“悲”和“愤”？这些问题呈递进态势，问题的答案主客观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左老师告诉大家，可独立思考，可就近商讨。学生也就很自然 地进入左老师设置的教学环节中去了，出色地完成了这个环节的教学任务。

【江苏省溧阳市余桥中学　吴志刚】

指导学生仅仅领会多侧面、多角度、多方向思维是不够的，还应该引导学生根据文章的内容产生联想和想象，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完整地去思 考。初中《语文》第四册课本上有韩愈的名作《马说》，此文通过批判封建统治阶级不识人才来谈论“人才被埋没”的问题。“人才”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大问 题，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亦如此。所以在《马说》一文的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打开思路，充分发挥他们的联想和想象，多向思维来 谈“人才”问题。当然，作者韩愈选取的角度也是很独到的，介绍“人才”怎样才不被埋没？如何才能发挥其作用呢？同学们积极思维，并能从不同方面来思维。一 些同学认为：是千里马，就去跑就去奔；是人才，就应该敢自荐。不必缩手缩脚，否则岂不误前途。而另一些同学则反对：是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是真正的人才无 须自荐。“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不就是明证吗？还有的同学谈到怎样使人才发挥其作用时说：对待人才应该是“尊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 权”；而且一些同学认为：真正的人才是不会在意“高爵厚禄”的，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有施展才能的环境……更有敢言者,见解不凡，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中一些领 导虽认得人才却不用之，怕危及个人的利益，使得人才外流，造成国家、企业的浪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