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析疑（节选）

邱文治

（一）本文开头两段为什么要描写东京中国留学生生活？

作者在本文开头两段中，以极其厌恶的情绪和辛辣讽刺的笔触，描写了东京中国留学生浑浑噩噩、糜烂庸俗的生活。他们白天迷恋樱花，并把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弄成各种花样，不以为丑，反以为美；晚上则学跳舞，震得地板咚咚地响，造成“满房烟尘斗乱”。通过这些描写，清楚地表现这批“清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的目的。他们是属于“速成班”，根本不想学什么本领，纯粹为了镀金，回国后可以求得一官半职。这种人的生活态度与鲁迅正好相反。鲁迅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他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表示要把自己的生命和热血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在本文中，也正是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文中刻画藤野先生关心中国命运的可贵精神，感谢他对自己的教诲与激励，这也是和作者爱国主义思想一致的，所以本文开头描写东京中国留学生这种腐朽糜烂的生活，正是反衬出一个爱国志士忧国忧民的悲愤。这两段话，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属于游离成分，实际上是紧扣主题思想的，这也正好体现了散文的形散神不散的特点。

（二）“日暮里”和“水户”这两个地方为什么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

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后，于1904年8月底由东京到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医专学习。东京和仙台相隔数百里，所经的驿站很多，为什么“日暮里”和“水户”这两个站名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二十余年后写本文时还没有忘却呢？

关于“日暮里”，顾名思义，含有“日暮途穷”的意思。处在异国他乡的鲁迅，路过此地，必然联想到正处在“风雨如磐”中的祖国，因而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回国后，国家仍受宰割，人民依然遭殃，他曾在《彷徨》的扉页上题了屈原《离骚》中“日忽忽其将暮”的诗句，表示了对祖国前途的十分关切，因此在写本文时，很自然地又想起“日暮里”这一地名。

至于“水户”，是明末遗民朱舜水客死的地方。朱舜水是浙江余姚人，明亡后，不肯为清政府效劳，去日本讲学，力图复明，百折不挠，“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以致老死异国。鲁迅对他很敬仰。后来，鲁迅有一次去东京，特意在水户下车，瞻仰了朱舜水的遗迹，弄得几乎付不出店钱。由此可见，鲁迅对水户的地名有深刻的印象，是他具有强烈的反对满清统治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

（三）如何理解“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这段话？

对于“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这段话如何理解，目前意见尚不统一。有的认为鲁迅在仙台受到特别的照顾，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的则相反，以“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为据，说明仙台医专职员的“操心”是虚伪的；有的则以“物以希为贵”这句话引申为鲁迅孤寂之感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各有偏颇，与文章原意不符。

文中主要谈到作者在仙台受到优待和实际生活情况。所谓“优待”，就是“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几个职员”是指教务科的宫崎荣造和桑原寿等人，他们受学校领导之命，认为那个兼办囚人饭食的客店让鲁迅住不合适，就叫鲁迅搬到别一家。但是这种“优待”，鲁迅认为“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的缘故。这也是符合实情的。因为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作为受侵略的“弱国的国民”，来到日本，往往受到歧视。鲁迅的民族自尊心是很强烈的，他深以祖国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为耻，他绝不认为自己受到“优待”，就是对中国人的尊重，所以他以北京的白菜到浙江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的芦荟到北京得到“龙舌兰”的美名作比喻，说明自己所受到“优待”，仅仅由于在仙台医专他是唯一的留学生，是“物以希为贵”罢了。就是在这样的“优待”下，鲁迅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先是蚊子太多，没有蚊帐，睡觉时“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后来“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但是，这种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丝毫没有动摇鲁迅“科学救国”的意志。由此可见，鲁迅把自己受到“优待”当作“物以希为贵”和对艰苦生活的描述，都隐约地贯串一条爱国主义思想的线索。他身处异国，一举一动，无不系念着风雨飘摇中的祖国，一情一感，无不闪耀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火花。

（四）作者是怎样具体描述藤野先生的可贵品质的？

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了两年，接触的老师很多，但给鲁迅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受到鼓舞和激励的是藤野先生。作者以敬佩的感情，按照时间顺序，从各个侧面具体展示了藤野先生的可贵品质。

首先，作者描写了藤野先生的外貌和首次讲课的情况：他的脸“黑瘦”，“戴着眼镜”，表明他经常潜心研究；他“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居然概括地将这些书的内容向学生讲述，说明他的知识渊博；他“穿衣服太模胡”，有时竟忘了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几乎被人疑心他是扒手，说明他因忙于教学而不修边幅，具有艰苦朴素、平易可亲的优良品格。其次，作者描写了他认真检查“我”的讲义的情况：他主动检查自己抄录的讲义，嘱咐“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而每一次都是认真批改，不但补上“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些都表现他诲人不倦和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其三，描写了关于解剖学的三次谈话。第一次谈话，是因鲁迅所画的解剖图把下臂的血管“移了一点位置”，藤野先生就主动地、和蔼地向鲁迅指出错误，这表现他对鲁迅的要求既严格又耐心。第二次谈话是藤野先生说中国人“敬重鬼”，怕鲁迅“不肯解剖尸体”，现在看到鲁迅敢于解剖，“算是放心了”，这里从“担心”到“放心”，说明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来自异国的鲁迅的学习。第三次谈话是询问中国女人缠足的情况。藤野先生虽然是从解剖学的角度了解女人缠足后足骨变化的情况，但他对中国这种野蛮的习俗丝毫没有嘲弄的意思，而是“叹息”地表示对中国妇女的同情。

作者在描写藤野先生可贵品质时，也写出自己的心理活动。如写藤野先生讲课时，作者见到他使用的参考书有“翻刻中国译本的”，就特别提到：“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这正是作者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流露；在写藤野先生认真检查自己讲义时，作者“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这里的“感激”和“自责”交织着作者对藤野先生的衷心钦佩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样就把藤野先生毫无民族偏见，真诚对待鲁迅这样的弱国国民，热切关心鲁迅学习的可贵品质和鲁迅的高度爱国主义热忱交融在一起。

（五）怎样评价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

鲁迅对自己到仙台学医的动机，曾在后来写的《〈呐喊〉自序》中作过解释，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可见他是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选择医学这一职业的。可是就在医专学医时，有一次看枪毙中国人的电影，说是由于“给俄国人做侦探”，而围观的“也是一群中国人”，这使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促进了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

看电影受刺激，固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原因，但不能理解为偶然的因素，如果我们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鲁迅的思想转变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当时革命潮流推动了鲁迅。远在弘文学院学习时，他常和许寿裳探讨如何改变“国民性”问题，考虑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东京集中了许多革命志士，孙中山也到日本进行革命活动。鲁迅为这种革命热潮所鼓舞，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时，曾给友人蒋抑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远，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增感喟。”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心。信中还说：“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困顿，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这些都透露出他急于投入革命浪潮的信息。所以鲁迅的“弃医从文”，不单纯是看电影受刺激，更主要是他顺应当时中国革命潮流的表现。

（六）怎样理解“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这句话？

鲁迅在文中写道：“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酒醉似的喝采”原来是指日本学生在影片中看到枪毙中国“犯人”时兴高采烈的表现，他们拍掌欢呼“万岁”，使鲁迅感到“特别刺耳”。鲁迅回国后，看到一些闲人围观反动统治者屠杀革命人民时，也像日本人一样在“喝采”，说明这些闲人的精神已经麻木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所以这句话表现了作者极其沉痛的情感。

鲁迅曾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这些精神麻木的闲人，他在小说《药》中以厌恶的情绪描写闲汉们观看屠杀革命者的丑态：“颈部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在《阿Q正传》中，他写阿Q夸耀自己在城里看到杀革命者时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而后来阿Q自己被当作抢犯示众枪毙时，吴妈也挤在人丛中看，观看的人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好!!!”在《示众》里，鲁迅全文刻画示众场面，对围观的群众予以辛辣的讽刺。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沉痛地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在散文诗《复仇》及《复仇（其二）》中以愤激的笔触，批判了赏玩“他人的苦”的那些闲人。鲁迅前期这种思想，一方面表现他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也和鲁迅希望用文艺的武器来改变“国民性”的创作指导思想有关。